怀念徐晃大使 | 爸爸，女儿对您说

人物简介

徐晃 青年时代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从事多年公安工作，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积极贡献；1954年调入外交部，历任情报司、新闻司和领事司副司长、领事司司长，外交人员服务局局长，中国驻老挝大使，中国驻秘鲁大使等职，1984年3月24日于秘鲁利马的外交工作岗位上病逝。

（本文作者：徐晃大使的四女儿 徐晓红）

 父亲突然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1984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外交部干部司的电话，说让我下午2点到司里去一趟。我心里顿时觉得紧张起来，不会是因为在驻秘鲁使馆工作的父母吧？

下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姐姐雅雅一起准时赶到外交部。干部司的同志告诉我们，父亲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现在正抢救中，并说了一些安慰我们的话。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身体一向健康的爸爸怎么能突然病倒呢？

晚上，干部司领导许寒冰同志在家里接待了姐姐、妹妹和妹夫。部里同意让一位子女紧急前往使馆探望病危的爸爸和伤心过度而病倒的妈妈。

3月24日，爸爸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在秘鲁首都利马不幸去世。

徐晃大使在秘鲁出席外事活动

爸爸逝世后，秘鲁总统贝郎德、第一副总统施瓦尔布和第二副总统阿尔瓦等政要，以及很多友好人士、华人华侨都到我国驻秘鲁大使馆吊唁。爸爸因公殉职在异国他乡的工作岗位上，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悲痛。

4月27日，妈妈在哥哥和使馆同志的陪伴下，捧着爸爸的骨灰回到了北京，而第二天正是爸爸70周岁的生日。

5月7日，外交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彭真、乌兰夫、乔石、王首道、荣毅仁、廖汉生、黄华等同志以及爸爸参加革命几十年所在党政军省地市县很多单位都送了花圈。姬鹏飞等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外交部部长吴学谦主持，外交部副部长姚广致悼词。

这一年我32岁。

 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 

回想在我32年的生命历程中，和爸爸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10年。

50年代初期，中南公安部干部合影（前排右三为徐晃）

我出生在湖北省武汉市，当时爸爸妈妈都在中南公安部工作。由于他们工作非常繁忙，妈妈身体又不是很好，我出生后由武汉的一位曹阿姨带大。

1954年爸爸奉调到外交部新闻司任副司长，曹阿姨随我们一家来到北京，一直等我到外交部西郊幼儿园全托才回湖北。听大姐说，小时候我只认曹阿姨。

陶行知题写校名的

育才学校

我的小学和中学一直在北京育才学校住校，周末才能回家一天，随后去沈阳军区当兵。而爸爸妈妈调到外交部工作后，或是出使国外，或是出差，我们总是聚少离多。

我仔细回想一下，大概就是两段时间我和爸爸妈妈是朝夕相处在一起的，一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三年（先是学校停课，后来分配在北京当了工人）；二是1976年我从部队回北京后的两年（爸爸妈妈很快又出使海外了）。虽然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少，但是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得到了爸爸的关心和教诲。

  偷跑去越南 准备“解放全人类” 

我自幼乖巧，在学习上、生活上从没让父母操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这个在父母印象中最文静的四女儿，却做出了一件让他们担惊受怕的事情。

那是在1967年4月，我和育才学校的同学臧绥绥、高凌红等七个小姐妹受到北京八一学校赵建军到越南参军并在抗美援越战争中牺牲的事件影响，决定也去越南参军。我们当时准备了指南针、地图和简单的食宿用品，就去北京火车站买站台票，想混上去广西南宁的火车就可以到越南了。

临离开家时，我给父母留了一张字条说：我去越南参军，准备解放全人类。

下午到北京火车站后，发现到南宁的火车只有第二天上午的，但此时我们也不能回家了，只能在北京站等一宿。

大概到了晚上6点多，我们正在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坐着，突然看见我爸爸和哥哥匆匆进来。我们几个赶紧躲了起来，直到看着他们失望地离去之后，我们才舒了一口气。（关于穿越国境进入越南山区的冒险经历，我曾写过一篇长文在北美《世界日报》上连载，另文发出。）

等我们从越南回来后，才知道爸爸为了我们七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去越南参军的事情一下子急白了头发。他把各家家长召集到我家开会，筹集了钱并汇到南宁市外事办公室，为的是给我们买返回北京的火车票。

抗美援越期间的凭祥友谊关

当我们被越南方面送回凭祥友谊关时，边防站工作人员一看是七个小姑娘，就大声问：“你们谁叫徐晓红？”我一下子就惊呆了，原来是南宁市外事办公室早就打电话通知了边防，让把我们送回南宁再坐火车返回北京。

不过，我们还是跳窗户跑了，自己扒火车回到北京，又让家人担心了一回。

回到家，我望着好像一下子变得苍老的爸爸，特别怕他批评我，但爸爸看到我平安回来还是很高兴。他对我说：“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和爸爸事先商量。”

在越南大山里跋涉，再苦再累，困难再大，我也没哭过，但听了爸爸的这番话，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爸爸赶紧安慰我，仔细地询问了我们的越南历险记。爸爸不断感叹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并说：“回来就好啊！”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的离家出走，爸爸妈妈几天几夜睡不好，在想方设法找到我们的同时，也一起联想到他们自己当年抗日救亡、奔赴红岩村和延安的经历。

 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爸爸流泪 

1969年3月，我被学校工宣队分配到北京华北金属结构厂当了学徒工，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我想参军入伍保家卫国的念头一直没有断。

年底，我参军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当时爸爸因为在外交部黑龙江五七干校摔断了腿，正在家里养伤。当我要走出家门时，我看到爸爸架着双拐起身送我，他眼里淌着泪花，什么也没说，只是挥手让我赶快走。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爸爸流泪。我知道，爸爸是既舍不得我离开他，又一心想着国家：这孩子刚去过抗美援越第一线，又要到局势紧张的中苏边界了！但尚未成年又十分好强的我还是刚毅决然地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温暖的家。不过，那一刻，爸爸的眼神、挥手的情景却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新兵入党——万里长征第一步  

到了部队后，我不怕苦和累，非常努力地参加训练和工作。在同一年入伍的战士中，我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还担任了班长，年底被评为“五好战士”。

爸爸恢复工作后极为繁忙，但还是每周都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学习和工作。

1972年徐晓红与父母的合影

入伍第二年，我们这批战士中发展了一名共产党员。虽然我也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要求入党，在训练、学习和工作中样样先进，但第一个入党的却不是我。这对于一贯好强的我来说，真是一次打击。

我很沮丧地写信给爸爸，他很快回信鼓励我，让我认真找出自己的差距，学习先进，改进不足，相信一定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

爸爸的这番话是我前进的动力。我努力克服“骄娇”二气，和战友们搞好团结，在部队拉练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天行军百里不掉队，还帮助战友扛枪扛背包，并两次受到通报表扬。

不久后，我也入了党。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后，爸爸来信勉励我要戒骄戒躁，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爸爸的话让我知道，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业务上精益求精没有止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辈子的事。

父亲给我战友的印象：

慈祥、幽默又博学多识的长者

1972年，爸爸到大连出差路过沈阳时，特地到部队看我。在宿舍他看到我们睡的大通铺就说，这和当年他们在延安窑洞里睡的土炕一样，大家住在一起很亲密。我的战友们一听全笑了。

爸爸接着和大家聊家常，一一询问战友们的名字、老家在哪里、家里是否还有兄弟姐妹，等等。战友们听说我爸爸去过并熟悉自己的老家，都很高兴，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战友们后来对我说，我的爸爸给她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们非常喜欢这位慈祥、幽默又博学多识的长者。

我的一个战友家在湖北，每次探亲路过北京都住在我家。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对我的同学、战友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非常关心，非常热情。

 “老领导真的是我们最知心的人啊！”

1976年6月，我从部队回到北京。在家等待分配工作时，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从那一刻起，爸爸作为外交人员服务局的领导就吃住在办公室，很少回家。

三里屯使馆区老照片

他每天来往于三里屯使馆区，查看各国驻华使馆的抗震防震情况，关心各国驻华使节及其家属的安危，同时还要到服务局各个工作地点了解大家的需要，关心、慰问和鼓励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以稳定军心、振奋精神。

爸爸就是这样一个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工作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人。

1978年，他离开外交人员服务局去国外赴任时，服务局好几百人自发到首都机场为他送行。爸爸去世后，很多前来吊唁和慰问的人见到我们姐妹都感慨万分，说：“老领导真的是我们最知心的人啊！”

 “老北大”的父亲

 为我参加高考指点迷津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一直想上大学，但作为“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我心里没底而不敢报名。爸爸知道后鼓励我报考，并帮助我复习文科知识，也包括历史和地理。

爸爸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北大”，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底和转战南北的传奇阅历。他能把文史哲知识有声有色地讲给我听，很多知识到现在都非常受益。

我在家里复习功课时，爸爸让我的小表妹搬个板凳坐在门口，提醒大家小声说话，不要影响我。

后来我终于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在公安保卫战线上工作数十年，多次立功受奖。

 三里屯使馆区印满了父亲的脚印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见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当他得知我的爸爸是徐晃时，对我说“我早就认识你爸爸了！”，并愉快地回忆了和爸爸在工作中密切合作的情形：

70年代初期，正值中美关系突破之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需要建设新的使馆区、国际俱乐部和外交公寓。李瑞环同志时任北京市建委主任，爸爸负责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工作，他们俩经常在一起协调三里屯使馆区建设的相关事项。

由于使馆建筑内外施工要求高，而且各具特色，很多装修材料都是外方直接进口的，因此建委和服务局工作人员需要经常打交道，共同协商建筑规格、装修事宜，以便转达和落实外方要求等。

1994年与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北戴河合影（右一为徐晓红）

李瑞环同志还说：“你爸爸有时请我喝酒，我们一起讨论大的原则和一些具体细节。比如，有的使馆要安装进口的纯金水龙头，那都是我们从没有见过的。你的爸爸对工作认真负责，给予合作单位有力的支持，对所涉各方人员真诚以待，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外交、公安、国安、军队和地方跨领域多方面工作经验的爸爸，在外交部新闻司、领事司、对外文委“四清”工作组、外交部“五七干校”、驻外使馆以及外交人员服务局等单位担任过领导职务。他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外交无小事”的原则，对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重任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例如70年代，我从部队回京探亲时，多次陪爸爸去三里屯使馆区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每路过一个大使馆他都能说出这是哪个国家的、大使是谁。那时我才20岁出头，转几个路口就晕了，不知道他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后来才知道，三里屯使馆区印满了他的脚印，从选址、施工、竣工到进驻，再到各国使节招待会，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北京饭店当时负责很多使馆的招待会服务工作，上到各级领导，下到很多老服务员和老厨师都认识我爸爸。他们对我说：“你爸爸对工作认真负责，每一个细节都检查到，努力做到万无一失，而且待人热情，没有一点官架子。”

  父亲与中国女排的不解之缘 

斗转星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退休了。在去国外旅游的途中感受到长途飞行的难熬和倒时差的痛苦，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没去拉丁美洲，就怕那二十多个小时的飞行，还怕时间的颠倒和四季的倒置。

80年代初期，我驻秘鲁使馆全体人员合影

（前排左五、六分别为徐晃、朱晓林） 

我联想到当年组织上为开拓拉丁美洲的外交工作，安排爸爸出使秘鲁并负责协调拉丁美洲若干使馆的工作，这一路辗转该是多么艰辛啊！

1982年国庆节前，爸爸回国出席完使节会议后，我们都希望爸爸留下来过节，但为了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和为即将在秘鲁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他在闭会的第二天就赶回了秘鲁。

抵达利马后，爸爸立刻组织使馆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地为中国女排提供保障。

1982年女排世锦赛,

中国队夺冠，

图为郎平4号位扣球

中国队在预赛中打得并不顺利，她们曾经以0：3的悬殊比分受挫于美国队，距离小组被淘汰仅有一步之遥，形势十分严峻。在面对古巴的关键比赛中，主教练袁伟民果断起用年轻队员，以奇兵险招3：0轻取古巴队。

随后，以张容芳、郎平和孙晋芳为核心的中国女排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接下来的六场比赛中，中国队全部以3：0干脆利索地结束了比赛，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在世界锦标赛上获得冠军。

1982年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徐晃大使夫妇与女排姑娘们合影

那些日子里，我们全都在电视机前给女排姑娘们助威，尽管地球另一边的她们根本听不见。在电视里我们看到爸爸亲自为中国女排颁奖，这场电视直播颁奖典礼不仅感动了我们，也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

朱晓林与郎平

在秘鲁合影

后来，中国女排教练袁伟民和全体队员一起步行来到我家专门拜访我的爸爸妈妈。她们说：“非常感谢大使夫妇和使馆工作人员的全力支持，到了使馆就像是回到了家。大使夫妇对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徐晃大使

70年代中期，我和妹妹有幸一道跟随爸爸回泰安老家，我们还一步一步地登上了泰山。爸爸作为山东籍“北大人”，有着山东人的豪爽、热情、刚毅和正直，也具有北大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学识、才华、睿智和人格魅力，他就像泰山顶上的青松一样，永远巍然屹立在我的心中。

爸爸，女儿对您说，我想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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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暨徐晃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图片 | 摘自本书、部分源于网络  

 排版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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